相比较汇改前，现时人民币汇率的瞬息万变，外贸企业需要更多地关注外汇市场，重视汇率风险，了解避险工具。针对近期人民币汇率逼近8.00的关口，银行资深外汇专家给出这样的提醒。

汇改前，进出口企业的外汇收入按即定的价格结汇，不存在汇率变化带来的结汇价格差异。而汇改后，不同的汇率价格导致结汇价格千差万别，外汇资产的大幅缩水更会让外贸企业感受到切身之痛。举例来说，一家外贸企业三个月后将会有一笔100万美元的应收账款，而此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是8.07，如果这个价格保持不变，三个月后应收账款到账，企业结汇后将会有807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假如三个月后人民币汇率升值为8.01，此时再结汇收入则变成801万元人民币，因为汇率的因素，企业将会白白损失6万元人民币，这就是汇率风险。

对此，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学会利用金融衍生产品来规避汇率变动的风险。仍以上述例子说明，企业完全可以利用远期或掉期的方式，把升高带来的资产损失缩小甚至化解掉。比如企业预测三个月后人民币可能会升值，就可以拿三个月后的100万美元应收账款，与银行签订一个远期买卖合同，约定的汇率价格为8.04，到期后，假如为8.01，但企业可以按照事先约定8.04的汇价进行交割，可以获得804万元人民币，减少损失3万元。

自股改以来，中国资本市场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纵观中国资本市场，我们认为不远将来会有两个新趋势，一是市场有效性将趋强，二是国际化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机构投资者急需新的投资工具。
两个新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市场有效性将趋强。以前我们常说中国股市是一个“无效市场”，与宏观经济长期背离。2003年起，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基金力量的崛起，使得中国股市的有效性已逐步提高。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不断深入，困扰中国股市的制度性障碍将逐步消除，市场有效性将进一步增强。有效市场假说告诉我们，这种趋势下投资者获得超额回报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有效性高的市场将进一步优化资源分配，对一般意义上的投资者群体来说无疑是好事情，但对基金公司个体的投资运作提出了挑战。在一个比较有效的市场里，投资者往往获得市场平均的收益率。以美国市场为例，2/3的基金业绩低于市场水平。在这样一种竞争环境中，机构投资者只有强化投资研究能力，不断地创新，发现新思路、新模型、新策略，更深入地理解投资对象，更透彻地分析市场，才能比对手领先一步，发掘出更多的投资机会。因为任何现有的东西，都会被迅速仿效。

第二个趋势是国际化的趋势。金融业逐步开放加速了A股市场的国际化接轨，随着QFII额度逐步提升和境外资本流入，国际机构投资者的力量正不断壮大。同时QDII计划的启动将打通国际和国内资金的双向通道。更耐人寻味的是，近期的A股市场行情明显受到海外市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用国际化视野进行行业分析和公司估值已成为当前投资研究的重要课题。

两个新工具　　

从整体来看，中国本土的投研能力有明显的提高。许多经典的投资工具已开始被广泛使用。一些经典的投资模型和工具比如DCF等开始被国内基金公司普遍运用。经过观察和思考，结合对美国资产管理行业的理解，在这里补充两点:

概率的运用(Probability　Theory　Approach)

市场充满不确定性，这要求我们运用概率的视角来考量投资机会。投资本身是关于或然性，而非“必然性”的行为。对某一资产仅仅预测一种可能性，往往会既忽视投资问题的多面性，同时又低估了投资风险。对于一只股票，简单的预测收益率是15％。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这15％实现的可能性是90％还是65％？出现大幅亏损的可能性又是多少？

还有一个现象:由于人认知上的自身缺陷，对小概率而回报率高的事件总是很热衷，却往往忽视那些发生概率较高同时回报也相对低些的事件。但事实上大量的后者组合往往能够带来比前者高的总回报，所以，概率或者说或然性的思维可以纠正认知上的盲点，在投资时利用概率分析，能够让人看得更理性更全面一些，同时也能控制风险。

谈到避险，或许出口型企业感受更为真切。如何运用金融工具和理财产品实现避险增值一直是我们关切的话题。

　　远期结售汇：锁定汇率
　　对于进出口企业来说，将汇率锁定在约定期限以实现保值的良好手段就可以利用远期结售汇手段。例如，某家出口企业在3个月后有一笔美元收入（或其他看跌币种），为了锁定期间人民币升值带给企业的汇率风险，企业就可以与银行签订一份远期结汇合同，约定在3个月后以约定的汇率、币种和金额办理交易。目前，几乎所有银行都开办了这项服务，其中上海农行还在去年底完成了首个创新类远期结汇产品。这款名为“即远通”的产品是即期询价交易、远期、掉期三种产品的组合，远期结售汇允许企业在交割日按即期结售汇价格和调整的远期价格之间选择。当人民币缓慢升值时，客户按即期价格结汇合算，当人民币快速升值时，按远期价格结汇合算。
　　外汇掉期：双向操作
　　所谓掉期外汇买卖业务，是指交易双方在即期进行一笔外汇买卖交割，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日期按约定汇率进行反向外汇买卖交割的业务。也就是企业和银行进行两次方向相反的交易。例如，某国内进口企业收到100万美元的货款，而在1个月后它又需要向某国外企业进口原料并支付100万美元的货款，那么如果在1个月内人民币升值1%，该企业在两次兑换后就产生了1%的汇率损失。此时，它就可以向银行办理一笔即期与1个月远期的外币掉期业务。
　　外汇期权：行权自愿
　　外汇期权也是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时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指合约购买方在向出售方支付一定期权费后，所获得的在未来约定日期或一定时间内，按照规定汇率买进或者卖出一定数量外汇资产的选择权。即期权买方在向期权卖方支付相应期权费后获得了在约定的到期日按双方事先约定的协定汇率和金额同期权卖方买卖约定的货币的权利，如果买方判断形势不利也可不行使该权利。
　　一般企业在业务合同尚未最终确立时较常使用外汇期权进行外汇保值。例如，A企业要在3个月后接受一笔100万澳元的货款，它可向银行购买一份看涨期权，并约定将来有权以0.9315澳元对1美元的汇价卖出澳元。如果到其后澳元价格高于0.9315，企业可以损失期权费而将这笔澳元放入现货市场进行交易；当澳元币值低于0.9315时，企业就可以约定汇价将澳元以高于市场价卖给银行，以避免汇率损失。但是，要注意的是，有些企业会同时操作买入和卖出期权，而卖方利润是仅限于期权费的，可是风险无限。

1．集合理财，专业管理。

基金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共同投资，表现出一种集合理财的特点。通过汇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积少成多，有利于发挥资金的规模优势，降低投资成本。基金由基金管理入进行投资管理和运作。基金管理人一般拥有大帚的专业投资研究人员和强大的信息网络，能够更好地对证券市场进行全方位的动态跟踪与分析。将资金交给基金管理人管理，使中小投资者也能享受更专业化的投资管理服务。

2、组合投资，分散风险。

为降低投资风险，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必须以组合投资的方式进行基金的投资运作，从而使"组合投资．分散风险"成为基金的一大特色。"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的科学性已为现代投资学所证明。中小投资者由于资金量小，一般无法通过购买不同的股票分散投资风险。基金通常会购买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股票，投资者购买基金就相当于用很少的资金购买了一揽予股票，某些股票下跌造成的损失可以用其他股票上涨的盈利来弥补。因此可以充分享受到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的好处。

3、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基金投资者是基金的所有者，基金投资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基金投资收益在扣除由基金承担的费用后的盈余全部归基金投资者所有。并依据各投资者所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为基金提供服务的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只能按规定收取一定的托管费、管理费、并不参与基金收益的分配。

4、严格监管，信息透明。

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基金投资的信心，中国证监会对基金业实行比较严格的监管，对各种有损投资者利益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并强制基金进行较为充分的信息披露。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监管与信息透明也就成为基金的一个显著特点。

5、独立托管，保障安全。

基金管理人负责基金的投资操作，本身并不经手基金财产的保管。基金财产的保管由独立于基金管理人的基金托管人负责。这种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制衡机制对投资者的利益提供了重要的保护。

中国船舶制造业交出一份亮丽的答卷———上半年船舶工业利润增151%。对此，近日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发布报告预测，下半年世界新船订单还会踊跃成交，全年订单总量有望达到甚至超过去年水平。同时，专家提醒中国船企，要正视手持巨额订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充分利用各种金融工具规避风险。　　
　　航运市场火爆　　
　　“作为衡量世界干散货航运价格的最好指标，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altic Dry Index)在突破7000点大关后，上周又创新高达到了7319点。”一位船舶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这预示着下半年船舶制造业仍将订单不断。　　
　　记者注意到，虽然近日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下跌6点，至7313，但仍呈上涨之势。而且这一指数在过去一年内已经上涨了100%还多，自2000年以来更是上涨了近5倍。与此相应，散货船新船价格已经出现了两位数的上升幅度，船舶价格创出历史新高。为此，韩国也重新承接散货船订单。　　
　　伴随着全球航运市场的发展，一系列的数据说明中国船舶制造业也正在快速发展。不久前，国防科工委船舶行业管理办公室表示，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了快速增长，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据统计，上半年全国船舶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4亿元，同比增长151%。　　
　　与此同时，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国际新船价格大幅上涨，船东需求旺盛。上海长兴、广州龙穴和青岛海西湾三大造船基地陆续承接订单，据统计，上半年共承接新船订单4262万载重吨，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两大集团领涨　　
　　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表示，中国两大造船集团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CSSC)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CSIC)继续领涨全国，成为此轮船舶制造的最大赢家。据统计，其造船完工量386.7万载重吨，同比增长9%；承接新船订单2267万载重吨，占去全国半壁江山，同比增长95 %，均创历史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我国船舶经营大型化、批量化更加明显。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统计，从上半年承接的新船订单平均单船吨位看，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从8.93万吨提高到9.3万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由上年底的平均单船6.5万吨提高到10.8万吨。　　
　　实际上，地方造船企业承接新船订单也大幅增加。据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统计，重组后的中海工业(江苏公司船舶集团)上半年承接新船240万载重吨，扬州大洋造船公司承接249万载重吨，江苏新扬子一次承接16艘9.25万吨散货船订单。　　
　　利用金融工具避险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表示，从当前国际造船市场形势看，船东订船积极性还很高。预期下半年世界新船订单还会踊跃成交，全年订单总量有望达到甚至超过去年水平。同进，考虑到市场需求强劲、船位紧缺、造船成本上升以及韩元升值等诸多因素，下半年新船价格还会有所上涨，国际造船市场仍将表现为典型的“卖方市场”。　　
　　但是，协会专家指出，船价已连续4年上升，并持续在高位运行，国际市场船价调整压力将越来越大。同时，由于上半年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加大了船舶企业的经营风险。因此，船企须充分利用各种金融工具规避风险。　　
　　据统计，主要船舶企业船舶订单已签订到2010年，个别企业订单签订到2015年，其中出口船订单占70%，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地区的地方船舶企业出口船订单占90%以上。　　
　　“由于船舶制造一般用美元结算，因此如果美元贬值、人民币上值，则船企就会蒙受损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一位专家向记者表示。不久前，国防科工委船舶行业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张相木表示，据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我国造船业将蒙受近20亿元的汇率损失。　　
　　而据了解，目前我国船企规避人民币升值手段比较有限，主要通过提高造船首付款比例和使用美元采购船舶制造配件等相对简单方法。

“如果地球上只剩下10个单位的石油，所有的人一年要用1个单位的石油，那石油够人类用几年呢？资源科学家的结论是10年。但是经济学家的结论是用不完，因为价格机制会发生作用。当石油只剩下最后一个单位时，石油的价格将比黄金还贵，这就将激励市场上的参与者寻找替代品或者利用一个更经济的手段来使用资源。”

　

在4日举行的“资源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用这个故事为佐证，提出了资源问题也是金融问题的观点。

巴曙松表示，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后，资源行业就充满了巨大的投资机会，也同时充满了巨大的风险。“挑战来自对资源行业和资源公司的估值。”

“首先，资源的供求和整个全球经济的增长密切相关。资源问题本身是严峻的，但是更严峻的是我们不能够熟练把握金融市场造成的价格扭曲，这个造成的损失更大。”巴曙松指出，十五规划期间，相关部门作的资源需求预测就出现了相对较大的偏差，这就给市场带来负面的影响。比如，当时预计2005年钢材的消费量是1.4亿吨，而实际上在2003年钢材的消费量就达到了2.8亿吨。中国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就使得中国的资源供求出现大规模的波动。

现在市场还是主要采取最原始的现货交易，很少利用长期投资，很少能够熟练地运用现代金融工具来进行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巴曙松笑称，“所以在国际资源市场上，无论中国是否具备出口优势。中国一出口，价格就跌；中国一进口，价格就涨。”这就要求估值不仅要看这个公司拥有多少矿产资源，还要看它用什么工具来进行风险管理，是否能够分析风险周期和价格周期。比方说钨，中国原本具备巨大的出口优势，几乎全球的钨资源都在中国，世界只能买中国的。但是经过近几年的过度开采，钨价格下跌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30%左右。

“第二个难点在于，中国资源价格的高度汇率敏感。”巴曙松称，中国的经济结构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很高，大概有70%~80%，而美国只有20%~30%。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尤其是资源受汇率的影响非常大，“我认识的许多期货业人士最关心的是汇率。”

“第三个难点在于，资源价格的高度政策敏感。”中国目前的市场化改革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要素市场依然存在计划管制。政府对重要资源价格的管制是导致价格体系扭曲和粗放增长在体制方面的主要原因。巴曙松说：“我调研一家大的资源企业，企业人员就告诉我，我们赚多少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因为价格是发改委定的。”

巴曙松称，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面临一个新的全球博弈格局。中国想廉价利用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得不依靠国际市场。而在参与国际市场的时候对金融工具的运用还是比较差的。

第四个难度就是在全新的博弈格局中，要迅速掌握涉及资源问题的金融工具和全面考量涉及资源问题的金融市场。（第一财经日报　吴慧）

如果给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们开一所并购大学，那么最佳的课程设置应当是：本科主修物理，硕士研究生学好化学，博士生专攻生物。

并购的基本功是物理整合，基本公式是1+1=2。物理整合是业务上的合并同类项，资产加资产，负债加负债，权益加权益。好比是每个人扛100斤，两人合起来就可以抬100公斤。阿拉伯数字的物理叠加，是许多公司成为世界500强、中国500强简单、公开的秘密。物理整合往往没有太多协同价值可言，但却是创造协同价值的物质基础。试想，如果连业务上的同步走都无法实现，何来研发、采购以及分销方面的成本节约和流程整合？

并购的深化是化学整合，基本公式是1+1>2。完成业务上的合并同类项后，下一步要从一个统一实体的角度，重新安排业务和组织流程，这是一个化学反应过程。就像石墨与金刚石的分子相同，但分子的排序方式一经改变，软弱的石墨就变成了坚硬的金刚石。化学整合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一条生产线在A企业原来的经营体系中可能一钱不值，但在A与B的联合体中，可能就会爆发出令人惊异的生产力。这就像武功中的无敌鸳鸯剑，分则两弱，合则无敌于天下。

并购的最高境界是生物整合，创造新生命，基本公式是1+1≈∞。化学整合还是局限在一次并购行为中；生物整合则把某次化学整合的成功经验升华为企业的战略：以并购为武器，大量复制化学整合的成功经验，实现超常规发展。这方面的例子，国内有海尔，国外有思科；前者以“激活休克鱼”理论闻名于世，后者则通过不断收购新兴的网络技术公司，把整个硅谷都当成了自己的研发基地。

并购大学实行宽进严出。根据经验，有的企业家连本科学位都拿不到，大约一半同学只能够本科肄业，能拿到硕士学位的不到1/3，博士毕业生则属凤毛麟角。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电影《无间道》中的这句话，更像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道谶语，众多先前驰骋并购整合沙场的主角们，近两年中都被这道谶语一一击中。

春节之后，中国产业整合第一人德隆的总部大楼将在拍卖场中改换门庭。此前，屯河和天山水泥分别售予中央国企中粮和中国非金属，合金与湘火炬则落入地方国企辽宁机械与潍柴动力之手，德隆产业整合的平台都由“民”改姓“国”。与德隆命运相似的还有格林科尔，在掌门人顾雏军入狱之后，其多年产业整合的心血也被地方国企海信和长虹分食。

这一轮整合者被整合的大戏，唱主角的是国企，而其中尤以携政治资源和资金优势的央企最为抢眼。事实上近两年来，央企已成为继民营资本并购潮之后内地产业整合的新领袖，中铝、中粮、中药、中国五矿、中国建材等央企的整合大旗所指之处，甚至连云南药业、上海医药、北京医药、四川航空等知名“地方军”也未能幸免，一一被收编为“国家队”。

整合整合者，央企有优势，也有短板。其并购多具“跑马圈地”的性质，是为了在某些领域形成寡头乃至垄断性的市场地位，往往地圈完了，整合动力也随之消失。在整合与被整合的轮盘赌中，国企显然缺乏以“整合”企业为“乐”、为“业”的职业精神。三九和华源近期的境遇正是这个短板的注脚，这两大央企在海量并购后资金链断裂，从产业整合的黄粱美梦中一朝醒来，自身已成为“德隆式重组危机”的新主角。

三九和华源成为整合的对象，预示着新一轮的整合者被整合将拉开帷幕，因为民企整合者固然可以“还”给国企，那么国企整合者又能“还”给谁？答案只能是大名鼎鼎的跨国公司和怀揣重金而来的跨国基金。2005年，美国凯雷基金收购了不大不小的徐工，一掷就是3.6亿美元，显然不是小股游击队在侦察火力，而是主力部队的进入。中国大陆，跨国直接投资中并购所占的比例仅为5%，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10，这巨大的空间显然将由跨国公司、跨国基金这两支国际力量来圈点。

三九和华源的接盘者会是国际基金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多方博弈的结果。一旦成为现实，则意味着整合者被整合将掀开更为宏伟的一页。而这一页，将比中国资本史上的任何一页都要波澜壮阔。

一轮前所未有的重估、反思外资并购潮正在神州大地激荡开来。

“掠夺式”、“斩首”、“失控”、“警惕”等词出现在许多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几乎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外资并购的风，到底往哪一个方向吹？正是风口。3月，凯雷集团收购徐工被叫暂停。徐工机械是中国装备业的龙头企业，被称为“中国第一制造”，凯雷准备以3.75亿美元收购其85%的股权。

这是一次标志性的并购。海外舆论将之视为检验中国外资并购政策的“试金石”。而在国内，3月4日，退休前的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时说：“如果听任大量获利和财富落入跨国公司手中，中国民族工业的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将逐步消失，国内龙头企业的核心部分、关键技术和高附加值就可能完全被跨国公司所控制。”他呼吁采取行动，限制跨国公司并购本土企业以确立在华市场垄断地位的恶意行为。

徐工收购案，正在演变成一个牵动中国政经全局的事件。30年来，堪称牵动全局的事件不外乎两次。28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此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走进了历史的故纸堆；14年前，邓公“南巡”及其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开出了“市场经济”的准生证明，此后，姓“社”、姓“资”的争论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今天，我们再度面对着一次决定民族复兴进程的选择。不同的是，此次选择的复杂程度远比上两次大得多。

之所以将徐工事件上升到民族复兴的高度，是因为在它身上，几乎浓缩了目前国企改革矛盾的全部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产业整合。徐工所处的工程机械行业正在经历产业集中度迅速上升的过程，在1995年到2004年间，行业排名前十企业（CR10）的销售额和利润占全行业的比例，由17.6%和20.8%上升到了45.8%和58.1%。产业整合的同时，业内龙头企业竞争效率的深层次问题也爆发出来了。

第二条线索是资本整合。徐工事件中，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的博弈，几乎浓缩了中国企业改制与重组的所有关键词，此间掺杂着中央、地方、企业管理层和职工的利益的博弈，使相对单纯的经济效率求解变得愈加复杂。

第三条线索是整合方式的演变。长期以来，工程机械行业一直是国有资本一统江湖，因此，行政划转是通行的重组模式。上世纪末，以三一集团、卡特比勒为代表的民营资本和外资入局，开始重划中国工程机械版图，随之而来的是整合方式由行政模式转向市场化模式。市场化整合模式正在因股票全流通而迎来其全盛时代。

从徐工事件可以看到，上面的三条线索既是并行的，又时有交错。如果说中国正在描绘一幅产业演进与整合的大图，那么三条线索就是经度，纬度则是各个产业。在经纬交合之处，碰撞出一幕幕纷繁复杂的整合大戏。

投资银行所要做的正是透过这一幕幕整合故事，追踪三条线索的演变趋势，从而发现乃至创造顺应历史趋势的交易机会。德隆产业整合的暗淡收场，华源大医药工业梦想的破灭，哈药集团重组改制的波诡云谲，宝钢集团的大钢铁托拉斯布局，以及工程机械领域正在上演的多角游戏，都在反复考验中国政府、中国商界以及中国投行的智慧。实际上，早在年前舆论对外资收购反弹苗头初起之际，境外媒体即放言，“徐工案乃测试中国改革开放决心的试金石”。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外资收购？中国经济是否会“拉美化”？我们是否有能力进行产业整合？中国产业整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完成？中国产业整合的资本来自何方？如何摆平中国需要外资和外资需要中国的辨证关系？我们在进行产业整合的同时如何防御外资觑觎……

争论永远都不会平息。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兼并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如此评价美国企业的成长路径。美国企业的成长历史，实际上也是并购的历史。从19世纪末美国发生的第一次并购高潮算起，历经五次企业并购高潮，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见表1）。

20世纪美国的经济波动和新技术技术革命为企业并购活动提供了一个广阔而丰富的舞台，在这里，企业可以任意发挥想象，就会找到他们各自合适的角色。

纵览历次企业并购的浪潮，往往掀起于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并且与经济周期呈现出一种被动的吻合，可以说，宏观经济的波动是影响企业并购浪潮兴衰的决定因素。事实上，即使在同一次并购浪潮中，并购规模也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就与并购收缩相一致，而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的强劲扩张则促成了并购的急剧升温。

我们还应该看到，技术革命的作用不可小视。作为企业并购的催化剂，五次并购浪潮都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向世界展现了各自的魅力：第一次浪潮无疑与第二次产业革命联系在一起，并购集中在重型制造业；第二次浪潮与陆上的运输革命，尤其是汽车工业的突飞猛进密不可分，并购开始向机器制造业、食品加工业等更广泛的领域转移；第三次浪潮则与航空航天、核技术等领域的新技术革命非常密切，航空业在并购中占有了显著的份额；第四次和第五次浪潮与新技术革命，如计算机技术及远程通讯技术的发展相吻合，并购由第二产业大量转向第三产业，并产生了大量的跨国并购。不过，也许有人会问，究竟是技术革命推动了并购浪潮的产生，还是并购产生的巨大能量激起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从长期看，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并购的趋势不可避免。

并购中的引擎与阻力:

　　并购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收购方、被收购方，还有冷眼旁观的政府，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中，运用金融创新、制定法规等手段各显神通，但共同的结果就是使得并购向多元化、纵深化发展成为可能。
1898年到1904年期间，第一次并购浪潮的涌起主要归功于股票市场的建立。纽约证券交易所、波士顿股票交易所、费城股票交易所等为企业并购大开方便之门，股票交易迅速拓宽了并购通道，其间，有60％的并购案发生在股票交易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第二次并购浪潮以及40年代兴起的第三次并购浪潮还是归功于资本市场，这段时期并购的主要成果是形成了控股公司，企业产权的集中度下降，而是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种分离实际上是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使大部分中小股东拥有大量公司股份。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截至1929年，在全美最具有影响的两家巨型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中，“没有一个股东掌握的股权超过股票发行总额的1％”。

值得一提的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四次并购浪潮，其间的金融创新让并购越发显得有魔力。这次并购浪潮由金融财团推动，其中投资银行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其间最有影响的金融创新就是麦克尔•米尔根发明的垃圾债券（Junk bond），从而拉开了“杠杆收购”的序幕。“杠杆收购”即小公司通过高负债方式收购较大的公司，而高负债的渠道主要是向商业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筹到足够资金后，将不被看好而股价较低的大公司股票大量收购而取得控制权，再进行分割整理，使公司形象改善、财务报表中反映的经营状况好转，待股价上升至一定程度后全部抛售大捞一把。

提到杠杆收购，就不能不提KKR公司，这个创立于1976年的公司，堪称运用垃圾债券的好手。或许是提前嗅到了新一轮并购浪潮的气息，华尔街投行——贝尔斯登公司的三名交易员亨利×克雷维斯（Henry Kravis）、杰罗姆×科伯格（Jerome Kohlberg）和乔治×罗伯特（George Roberts）选择了辞职，他们合伙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专门从事并购业务， KKR正好是这三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

从一起公事8年的同事变成了同一个公司的发起人，他们擅长通过借贷融资，发行大量垃圾债券去收购一些经营状况良好或者拥有优良资产的公司。在KKR的收购名单上，烟草巨头RJR Nabisco最为著名。1988年底，KKR决定收购雷诺烟草公司，收购价格高达250亿美元，但其本身动用的资金仅仅为1500万美元，其余99.94%的资金都是靠米尔根发行垃圾债券而获得的。

“垃圾债券”、“杠杆收购”等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得“小企业购并大企业”成为可能，从而使得并购形式更加多样化。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杠杆收购方式并购的公司总价值达2350亿美元，涉及公司2800多家，由金融机构支持下的杠杆收购成为这次并购浪潮中的主要购并手段。

有趣的是，如果说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是投资者智慧的主动释放，那么并